572章 ：王爷的马车（2/2）

“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为由，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余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参修礼书。当时恰逢《元史》馆第一次散局，被征入史局的新淦名儒曾鲁“将乞身还山”，在宋濂等人的举荐下，明太祖“因命与诸儒同纂修”礼书。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礼书修成，明太祖赐名曰《大明集礼》。同时，“授曾鲁、徐一夔、周子谅、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赐还乡里，俱赏赐有差”。

    有学者提出，贫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为何对制定仪礼制度大感兴趣？这是因为朱元璋虽然“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但是其在政治上比当时一些割据地方的军阀高明，具有远见卓识，在参加起义军并独树一帜以后，他曾认真总结元朝政权倾覆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元朝统治者缺少严格的礼仪制度，致使“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使天下骚动”。就连郭子兴等各股起义军队伍的先后失败，朱元璋也认为是由于“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丨乱，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他认为，若想推翻元室，建立起稳固的新政权，就必须要有详备、严格的礼仪制度。因而，当群雄割据、干戈扰攘之际，他就做好了制定礼仪制度的思想准备。而制定礼仪制度必须依靠读书人，因此在明王朝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内，朱元璋对知识分子是相当器重的。

    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初登吴王位，便立即告谕群臣：“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民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明太祖在登极后不久，即征召数十位在野儒士进京，会同朝中儒臣考礼、议礼，修纂了《大明集礼》，为恢复明朝初期的封建秩序和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的学者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礼仪制度的的用意还在于消除元代旧习，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强化朱明新王朝统治者的地位。打消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权的人们的疑虑。强调封建等级制度，尽快恢复由于元末农民战争而被削弱的封建秩序。因此，议定礼仪就成了朱元璋登极之初的一件头等大事。

    他登极后一年之内，曾数次诏令朝臣议定各项礼仪。仅见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元年（1368）闰七月，诏定军礼。“命中书省会诸儒臣议古者天子亲征、遣将、出师告庙、奏凯献俘，及论功行赏诸礼仪。历考旧章，定为成法以进。”九月，定正旦朝贺之仪，又定中宫朝贺之仪。十一月二十六日，议耕藉礼。二十七日，定皇后、太子妃嫔、百官命妇冠服之制。二十九日，定太子及品官庶人冠礼。十二月初五日，“诏中书省会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及“三师朝贺东宫仪”。初七日，诏令礼部及翰林诸儒臣议定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制。十七日，诏令礼部尚书崔亮等议定中外官员亲属冠服之制，“凡内外官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等所用冠服均有定制，不得僭越”。二十三日，颁社稷坛之制。当时朝中博通经史、谙习历代掌故的儒臣，如李善长、刘基、钱用壬、崔亮、朱升、陶安、詹同等人，都参加了议礼工作。其中崔亮出力最多。

    洪武朝首任礼部尚书钱用壬，除“与陶安等协议郊庙、社稷诸礼”外，又援引汉魏以来典制议定了释奠、耕藉礼。翰林学士朱升议定了宗庙时享、斋戒之礼，刘基议定了百官朝会礼，詹同议定了裕禘礼。

    朱元璋还将议礼作为一种笼络、收买在野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自南宋以来，朱熹理学兴起，并逐渐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江南一带，朱学蓬勃发展。一些读书人有的一生“不事科举，一意经学”，有的虽曾踏人仕途，但对做官兴趣不大，却“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尤其是元末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知识分子为避祸，埋头治学，更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到了明初，金华、徽州、江西等地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明太祖征召这些人参与议礼，不仅是对理学的推崇，使之成为显学，同时也可使理学渗透到各项礼仪制度之中，以期达到“讲道道德，兴起教化”的目的。

    朱元璋还利用江东文人“以文墨相尚”的特点，以开局修纂典籍为名，拉拢、羁縻三吴和浙东地区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销靡对自己的抵触和敌视，培养他们对明朝政权的思想感情。

    山阴名儒杨维祯，当时已经73岁。因避兵乱徒居钱塘、松江等地。他于文学、史学、诗辞均有较深的造诣。所作史论《正统辨》，被人誉为“万世公论”。他的诗文“隐然有旷世金石声，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一世之耳目”。许多文士拜倒其门下。

    太祖派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但杨维祯回答说老妇行将就木不忍再嫁，委婉拒绝。次年，明太祖再次派人相召，他竟以蹈海自杀相抗。对此，朱元璋再次让步，答应不“强其所不能”，准其“不受君王五色诏”，而是以宾客的身份相见。杨维祯难以拒绝，只好启程进京。但在京城仅居留110天，就告辞回乡。朱元璋“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并派诸位饱学的大臣把盏饯行，还赋诗相赠，场面很是风光。杨维祯被捧得飘飘然，其实，真正得到便宜的是朱元璋而不是他杨维祯。因为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固然显示了杨维祯的所谓“气节”，但树起的杨维祯这个“典型”，能使杨维祯众多的弟子乃至全天下的知识分子中改变对朱元璋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思贤若渴、屈己待人的“圣主”。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当时在野的名儒有三分之二左右参加了明朝政权，这些风云一时的理学家和文坛领袖，由拒绝出仕，经过“合作”终于被明太祖的“恢廓宏度”所感召，放弃了故元遗民的立场，出仕明朝，其中有的人还为朱明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元璋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扩大了明朝的官僚队伍，充实了各级统治机构，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些缙绅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归附，进一步获得了天下士人和整个地主阶级的承认与支持，扩大了朱明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他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